社会

“崇高”之下的阴影

时间: 2016-11-25

  卢俊义生在北京大名府,长在一个大富豪家里,“祖宗无犯法之男,亲族无再婚之女;更兼俊义做事谨慎,非理不为,非财不取”,加上凛凛的仪表,超群的武功,江湖人称“河北玉麒麟”。这样一个纳税大户、偶像级的“青年企业家”,即使搁现在,也少不了是工商联代表、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,怎么可能跟宋江上山打游击?但当时的情况是,梁山自晁盖死后,群龙无首,宋江想找一个名望很高的人来提高梁山领导层的人气指数,于是就锁定了这只“河北玉麒麟”。
  
  俗话说,不怕贼偷,就怕贼惦记。为使卢俊义入伙,宋江、吴用可谓煞费苦心。宋头领先是派吴用假扮成算卦先生,在卢家墙上留下反诗一首,嫁祸于人,哄骗卢俊义远走千里,进入梁山的埋伏圈;绑架上山后,对他的家人李固说:“你的主人卢俊义已经入伙梁山,并当了‘二把手’,你们赶紧回家自谋生路去。”实际上就是暗示李固告官,留下卢俊义在山上“喝茶”四个月。
  
  等卢俊义“喝茶”归来,李固与他的妻子贾氏已经勾搭成奸,二人将卢告发,卢旋即被打入死牢之中。
  
  以往的教科书在概括《水浒》的主题时总用一个词,叫“官逼民反”,实际上梁山一百单八将大部分是“公务员”或“半公务员”,像李逵这样的“合同工”在《水浒》里是很多的,反而像卢俊义这样纯粹的“民”不多见。在《水浒》中出场时,他虽然富甲天下,但在官府中没有任何职务,而梁山集团——这伙武装起来的“民”在逼他造反时,和高俅等人利用国家机器逼林冲其实一样残酷,一样不择手段。所不同的是,“官逼民反”使用的是国家暴力,“民逼民反”使用的是民间暴力;但不管是“国家暴力”,还是“民间暴力”,都是“暴力”。“暴”法不一,但“暴”的实质则一。
  
  我的问题是,一样的仗势欺人,一样的漠视生命,为什么高俅、蔡京遭人唾弃,遗臭万年,而宋江吴用却广受好评,绵延至今呢?原因只有一个:宋江有高尚的目的,而高俅没有。
  
  在尊重生命、尊重个体价值的自由主义者看来,手段就代表了未来的目的,不存在一个手段黑暗的光明目的,也不存在一个目的崇高的卑下手段。如马丁·路德·金所言: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,因为手段是种子,目的是树;而在迷信权力,信奉集团道德的极权主义者看来,手段和目的是可以分开的。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,达到目的后,目的又可以证明手段正确。这样,不管是什么人,出于什么动机,只要高悬起一面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,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杀人放火,明目张胆地攻城略地。为拉一个人入伙,可以把这个人害得家破人亡;为救一个人,也可以让全城百姓涂炭,尸积如山。
  
  《水浒》写宋江为救卢俊义出狱,带领人马攻打大名府。城内“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,四方不辨”,最后连职业刽子手蔡福都看不下去了,对柴进说:“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,休教残害。”可等柴进寻到军师吴用,传下号令时,“城中将近伤损一半”。施耐庵还以赞赏的笔调写道:“如花仕女,人丛中金坠玉崩;玩景佳人,片时间星飞云散。瓦砾藏埋金万斛,楼台变作祝融墟。可惜千年歌舞地,翻成一片战争场。”梁山军马撤离后,大名府一把手、“官二代”梁中书写表申奏朝廷:“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,中伤者不计其数。各部军马,总折却三万有余。”也就是说,此次浩劫共造成军民总死亡三万五千多人,伤残者根本无法统计。
  
  现在,我们姑且认为宋江救卢俊义是正义的,但为这棵正义之树的成长,要用这么多无辜者的血来浇灌,也未免过分了些。就算宋江真的认为自己在“替天行道”,可“天道”非要把人逼入绝境才能“行”吗?卢俊义在自己家里不能“替天行道”吗?非要到梁山上凑在一起,而且非得凑够一百零八人才能“行”吗?看到大名府的熏天烈焰,尤其是看到数万条生命横死街衢,我想天若能言,天一定会说:“我的道是这样的吗?谁打发你行这样的道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