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
难忘红薯

时间: 2018-01-31

  前不久,儿子儿媳把我从乡下接到城里来小住,正好赶上7岁的孙子新学期开学。我闲着没事,每天由我接送他上下学。
  
  这天,我接孙子放学路过农贸市场,远远的就闻到扑鼻的烤红薯香味。孙子便缠着我说:“爷爷,我要吃烤红薯”。我说:“烤红薯有什么好吃”。孙子不依,拉着我径直走到烤红薯摊前,捡了一个大的,说:“爷爷,就要这个,我们俩分着吃”。我说:“爷爷不吃,你就挑个小的自己吃吧”。
  
  孙子拿着热腾腾的红薯,我看有些烫,便说:“让爷爷给剥了皮,然后你再吃”。我剥去三分之一的红薯皮,递给了孙子。孙子说:“爷爷,你先尝一口嘛”。我说:“你吃吧,咱们乡下也有这个”。我看着孙子吃得高兴劲儿,让我想起终生难忘吃红薯的事来。
  
  那是一个特殊年代,因为“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”,人们在政治觉悟上天天搞“斗私批修”,在生产上搞“亩产万斤”,浮夸风闹得粮食十分紧张。那时,我刚高中毕业,村里同族的四爷说我算是个“文化人”,就让我去村部的小学教书,因为四爷是村长,代表村革委会,一人说了算。
  
  我教的是三年级,学生都是左邻右舍家的孩子。就在我教书的第二个学期,因遭受自然灾害,家家户户几乎没有饭吃。当时村里唯一保留一块有3亩多的山坡红薯地,正好孩子们上学路过。为害怕有人偷红薯,村里派人专门照看。
  
  一天,我和3个孩子一起放学回家,走到半路,其中一个孩子突然问我:“老师,你想吃红薯吗”?我随口说:“谁不想吃。”可谁知,有两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弄来5个红薯装在书包里。我立即严肃的说:“红薯是集体的,怎能随便偷,要让人看到,还了得”。孩子们一脸苦笑,根本不懂当时的社会,只知道饿了要吃东西。
  
  红薯不能带回家,扔掉太可惜。他们央求我说:“老师,干脆找个偏僻的地方,把红薯烧了吃再回家”。我一听,也只有这样。于是,我和孩子们跑到一个小山坳,捡了些柴,开始烧红薯。大约过了五六分钟,红薯只有半成熟,孩子们就把红薯从火里扒出来吃。其中一个孩子从火堆里扒出一个红薯递给我,尽管我再三拒绝,还是接过红薯,吃有不到一半,突然,四爷从村部开会回来,寻着烟雾走到我们跟前。
  
  四爷见状大发脾气,冲着我说:“我让你教书,你却带孩子来偷集体的财产,从今儿起,你就不要教书了,村里已与你划清界限”。我给四爷解释,可他坚决不相信。我说:“四爷,不管是谁弄来的红薯,就这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,你就放过吧,再说咱们族上还没出三伏”。四爷一脸怒气,“你是你,我是我,谁跟你这样路线的人是同族”。
  
  下午,我就被几个红卫兵带到了村部,村里召开上千人的村民大会,主持会议的四爷先宣布了我的“资本主义黑五类”成分,然后一个眼色,六个红卫兵就把我押上台前,用事先准备好了的纸糊“高尖帽”戴到我的头上,那两尺多长的“高尖帽”上写着“无产阶级的敌人”,然后让我和村里的几个地主富农成分的“黑五类”站到一块,由我开始一个一个的向群众“认罪”,当时,我眼里在掉泪,心里却在滴血。
  
  从此以后,村里每逢开“斗私批修”大会,我和我父母被红卫兵不是用绳索捆绑,就是让背着石块“游乡”,我们一家成了全村批斗的重点,是我也连累了父母。到20世纪80年代初,我背负了二十多年的“黑五类”成分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,一下子感到身心有说不出的轻松。
  
  人生如白驹过隙,如今的政策、生活一天比一天好,怀着对追求未来幸福的美好愿景,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将永远成为过去。